她的目光在我滿桌的草稿上停留了不到一秒,便被隔壁江晚晴一句“邱姨,您來看這個新思路”吸引了過去。
她立刻抽身,像一塊被磁石吸走的鐵,興致勃勃地重返她們的討論。
門被虛掩著,將我重新關回孤島。
“盡力就好。”這句話像一句魔咒,從小伴隨我長大。
它不是鼓勵,而是一種對我天賦不足的默認。
記憶的潮水洶涌而來。
兒時,江晚晴藏起父親送我的、我最珍愛的那支鋼筆,看我急得滿頭大汗時放聲大笑;
我辛辛苦苦用積木搭起的城堡,被她“不小心”一腳碰壞,她還叉著腰嘲笑我“做得真丑”;
我絞盡腦汁解出的數學題,總會被她輕飄飄地挑刺:“思路太笨拙了,換我的方法,三步就行。”
每一次,我哭著去找母親,得到的永遠是同一個答案。
她會嘆息著,用寬厚的手掌摸著我的頭,說:“晚晴那孩子父母是我們至交,當年意外走得早,她小小年紀就……景明,你比她幸福多了,多讓讓她,就當是替媽媽照顧她,好嗎?”
于是,“讓”成了我的宿命。
我讓出玩具,讓出零食,讓出母親的關注,讓出被公平對待的權利。
而江晚晴,她始終認為那些惡劣的行徑,是我們之間“關系親密”的獨特證明。
我握著筆的手,關節因為用力而泛起蒼白的顏色。
父親的遺愿是讓我成為像他一樣優秀的物理學家,母親的教導是我無法掙脫的枷鎖。
我不能反駁,只能將所有的委屈一并咽下。
2
次日,A大物理實驗室。
我負責的精密測量實驗需要極致的耐心和專注,數據每偏離千分之一毫米,都可能導致整個模型的崩潰。
我戴著護目鏡,屏住呼吸,小心翼翼地調整著激光干涉儀。
一陣熟悉的腳步聲由遠及近,江晚晴結束了她那邊的實驗,徑直朝我走來。
她甚至不需要靠近儀器,只掃了一眼屏幕上跳動的數據,便下了定論:“按你這速度,比賽截止都做不完。”
我不理她,繼續我的操作。
她卻像完全沒看到我的拒絕,不由分說地從我手中接過了控制器,手指翻飛,屏幕上的數據曲線瞬間從雜亂的波動變得平滑穩定。